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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鱼街》:波兰文学奇才舒兹毕生唯二着作之一


2020-06-11


《鳄鱼街》:波兰文学奇才舒兹毕生唯二着作之一

来到波兰后,常有朋友或陌生人问我:「妳为什幺来波兰?」

这个问题没有标準答案。非官方说法是:「因为我在英国毕了业不知道要做什幺又不想回家。」官方说法是:「因为我看到一张波兰画家维克多.萨多夫斯基(Wiktor Sadowski)画的海报,又读了一本犹太裔波兰作家布鲁诺.舒兹(Bruno Schulz)写的书。」

后面这个说法虽然有加油添醋和营造自我感觉良好的成分(听到这句话,波兰人就会对我投以敬佩的眼光),但也不尽然是谎言。我一开始会想去波兰,真的就是因为一张海报和一本书。

2001 或 2002 年吧,我独自一人在爱丁堡读书。当时的我,是个对学校和人际关係适应不良、怕生、依赖又不知人生目的为何的小女孩。我对独立自主、自助旅行的生活十分嚮往,但是害羞内向的个性使然,我连走进咖啡厅点一杯咖啡都会吓个半死。这样的我,竟然会鼓起勇气走进一家黑漆漆的波兰海报专卖店,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在过门多次不入后,我终于走进了科克本街(Cockburn St.)上那家店,带着兴奋和紧张翻阅波兰海报的目录(就像舒兹笔下的主角走入阴暗的肉桂店,翻阅那些暧昧可疑的印刷品)。在我微微颤抖的手指底下,一张张美丽、陌生、奇怪的面孔就像鸟儿一样从页面飞了出来,洒下牠们彩色的鸟羽,使空气中充满了万花筒般绮丽的光影。

当然,这只是一个夸张的比喻,我不是舒兹短篇小说〈鸟〉中的父亲或男孩,无法看到鸟儿真的从彩色图鉴上飞出来。然而,那本海报目录对我造成的震撼,绝不亚于在短篇〈书〉中发现「真迹」那男孩内心的激动。我从未看过这幺奇幻、诡异、大胆、集美丽及残酷于一身的图像。在那些海报上有着许多变形的脸孔和人体,在该是眼睛的地方长出了一把刀子,在该是脸的地方则出现一个屁股。脸孔像是老旧的日曆片片剥落,或是乾脆用纽扣扣起来。一个没有面孔的人把一张张脸孔挑在肩后,像是拿面具去卖的货郎…

然后,我看到了属于我的那张海报。那是一个关在牢龙里的白色巨头,画着小丑的化妆,没有身体。牢龙的门是半开的,不知道到底是要打开还是关上。巨头半张着嘴,神情呆滞地往某个方向望去。

那时候,我就像是在〈天才的时代〉中受到神启,「突然知道自己该做什幺」的男孩。不过,我没有像他一样命令家人抱一堆纸来让他在地上画图,而是下了一个决定:「有一天,我要去波兰。」虽然,我一个波兰字母都不懂,也没办法读出我那命定海报上的文字。

很疯狂的想法,对吧?就像我因为看了电影《猜火车》而来到爱丁堡一样疯狂。在英国五年,我不只一次怀疑过这个念头:「妳是不是头壳坏去?波兰在哪里?妳知道那里有什幺吗?(是不是还在共产啊?)那里又不讲英文,难道妳又要浪费钱浪费时间去重新学一个语言?学了有用吗?」

正当我打算把这个疯狂的主意从脑海中赶出去时,我读到了布鲁诺.舒兹的作品《鳄鱼街》(Ulica krokodyli)及《沙漏下的疗养院》(Sanatorium pod klepsydra)的英译本。那时候,我再也没有任何怀疑。

「我要到波兰学波兰文,并且把舒兹用原文译成中文。」我对自己说。

来到波兰以后,我发现和我一样受到舒兹「启发」,而做出一些出人意表行为的「肖仔」还真不少。比如说,一个加拿大女人读了舒兹,单枪匹马飞到波兰,从此在这里定居。一个女设计师读了舒兹,对里面的女人和鞋子产生兴趣,蒐集了三百双女人的高跟鞋,要在乌克兰及波兰展出装置艺术。一个浪蕩不羁的鬼才读了舒兹,决定到波兰做研究,写一本关于舒兹的理论着作…这样的例子族繁不及备载,更别提那些受舒兹影响的文学、绘画、电影、剧场、音乐作品了。究竟布鲁诺.舒兹是什幺人?他具有什幺样的魅力/魔力,能让这幺多人死心塌地爱着他、为他奉献好几年甚至是一辈子的时间和心血?

要了解舒兹是何许人也,我们不能不提到舒兹研究的教父级人物-波兰已故诗人叶基.费曹斯基(Jerzy Ficowski, 1924 – 2006)。像许多舒兹的死忠粉丝一样,费曹斯基在十八岁那年读到舒兹,疯狂不可自拔地爱上了这位作家。他战战兢兢地写信给舒兹想表达他的感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封信从来都没有寄达舒兹手中,因为作家那时人已经在犹太人集中区(Getto)里了。后来,年轻的费曹斯基辗转得知舒兹已被盖世太保枪杀的消息。难过的他,决心为舒兹立传,重建那个随着舒兹离去而消失的传奇国度。

这趟过程是艰辛的。无情的战争不但摧毁了舒兹及他的亲友,也带走绝大部份他曾经存在的证明-他的手稿、信件、画作。有如在长夜中摸索的旅人,费曹斯基跑遍波兰、乌克兰、美国,尝试挖掘出那些失落的信件、旧照片,从残破的手稿/素描及战争遗存者的记忆中拼凑舒兹的脸孔。经过将近六十年的奔波及等待,费曹斯基终于在 2003 年发表了最为完整的舒兹传记-《异说的国度》(Regiony wielkiej herezji)。因为有它,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这位迷人的作家。

根据费曹斯基的记载,布鲁诺.舒兹于 1892 年在德罗霍贝奇(Drohobycz,现为乌克兰境内)出生,该小镇位于当时被称为格利西亚(Galicja)的地区,有大量犹太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在此居住。舒兹小时候是个苍白、瘦弱、体弱多病又敏感纤细的孩子。他对动物有一种特殊的好感,因为怕秋天的苍蝇饿死,甚至还在窗台上洒糖给牠们吃。舒兹的父亲雅各是个有艺术素养、精力旺盛的梦想家,他本来是一个成功的布商,在城里的集市广场上拥有自己的店面。但后来因为疾病缠身(可能是生理及心理的),不得不从事业的舞台上退场,把自己的荣光及骄傲交给干练、实事求是的妻子去打理。

在小布诺眼中,虽然父亲总是看起来老迈、瘦弱、多病,但他也同时聪明、幽默,拥有天马行空的奇想。在舒兹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扮演着导师、好友、同志的角色,两人之间十分亲密。相较之下,舒兹与过度保护他的母亲关係就较为疏远。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舒兹把父亲选为他日后创作的一系列神话之中的英雄。

高中毕业后,舒兹到利沃夫(Lwow)攻读建筑。对于有社交恐惧、不敢一个人出门的舒兹来说,在异乡求学的过程可说是万分艰辛(老实说我看到这心里一阵窃喜:原来我的偶像比我还宅!)。一方面担心重病的父亲,另一方面也因为自己健康情况不佳,舒兹休学回家,一病就是两年。之后虽然复学,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舒兹不得不再次休学,和家人逃到维也纳去。他在那里的艺术学院上过一阵子的课,但是却没有完成任何学业,也没有任何证书。这使得他之后找工作的过程一直不顺利,虽然他最后找到了高中美术老师的工作,但是却非常不喜欢这份工作,得到的待遇也不是很好。

1915 年父亲的过世对舒兹是一重大打击,另一重挫是,他们住了二十几年的公寓及店面也因为战火而化为灰烬。无法在现实中找到慰藉,舒兹于是开始写作,希望能藉此重建那个失落的世界,再一次回到那个有父亲、书、充满了奇蹟、节庆与神话的童年时代。

童年在舒兹的作品中佔有极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核心的主题。我个人觉得,这是为什幺他的作品如此触动我以及许多人的原因-每个人都有童年,每个人都会离开童年而长大,成长的过程通常是十分辛苦,甚至是充满痛苦和反覆不断的失望的。舒兹把这些失望、痛苦、尴尬以最忠实、诚恳的手法写下来,坦率直白到令人不忍睹卒。

在〈盛季之夜〉这个短篇中,舒兹描述父亲雅各在店里晕头转向地做生意,这时候,天空中突然飞来一群奇形怪状的鸟儿-父亲惊讶地认出,那是之前被女僕阿德拉从家里扫地出门的鸟儿们的子孙。他兴奋地欢迎这群前来朝圣的鸟子鸟孙,然而疯狂的群众却往空中丢石头,鸟儿纷纷落地,这时父亲看到:

牠们像是一束束巨大的羽毛,里面随随便便塞满放了不知多久的腐肉。在许多鸟儿身上看不出哪里是头部,因为这又肥又长的部位看起来并不像是灵魂的居所。有些鸟的身上长满了乱糟糟、纠结的毛髮,像是野牛身上的一样,而且闻起来有一股恶臭。其他的鸟则看起来像是驼背、秃头、死去的骆驼。剩下的鸟显然是用某种纸张做的-表面十分缤纷美丽,但是里头却一点东西都没有。当你走近去看,有些鸟根本只不过是一堆扇形的孔雀羽毛,它们到底是怎幺有了生命的假象,这一点实在让人摸不着头绪。

父亲本来是这幺期待鸟儿们的归来,以为他失落的梦想终于获得了实现-然而当他走近一看,却发现只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虚有其表的纸老虎,让人不禁怀疑在他的梦想刚萌芽的时候,这悲剧的命运是否就已经注定好了?是不是在那些鸟儿尚未出生之前,牠们就注定只能拥有虚假、廉价、粗製滥造、一点意义都没有的生命?如果把这些鸟儿看成我们童年时期的梦想以及对这世界最初的期待,而死去的鸟尸是我们最终拥有的成人生活,这会是多幺强烈、令人难堪又痛苦的反差啊!然而,它又是如此地真实。

成人世界的残酷,以及童年梦想(或是孩童看世界眼光)的幻灭,其实也是卡夫卡的主题。有些评论家认为舒兹和卡夫卡很像,两者都对父亲有一种强迫性的执着,两者都在作品中使用大量的怪诞(grotesk)及超现实手法(在卡夫卡及舒兹的作品中都有人变成虫或动物)。

然而,比起卡夫卡在《城堡》或《审判》中的沉重、绝望、阴暗,舒兹多了一份幽默、轻盈、微妙自嘲的距离-这在英译中看不太出来,在中译里可能也表达的不是很完美,但是在波文中则是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用波文阅读舒兹,你真的会因为那些悲惨得不得了的情节忍不住哈哈大笑。虽然那笑也是带着眼泪,就像读王祯和小说那种「怎幺可以笑一个这幺可怜的人但是他真的好笑死了」那种感觉(最好的例子是〈两只老虎〉里的阿萧)。怎幺能不笑呢?当你在〈父亲的最后逃亡〉中读到这样的文字:

这个时候,我父亲确实是死了。他已经死了很多次,总是死得不乾不净,总是留下一些疑点,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他的死进行重新校订。这也有它的好处。把自己的死亡改成分期付款,父亲让我们习惯了他的离去。我们对他的归来已经无动于衷,每次都越来越短,越来越可悲。

在一个又一个有如平行宇宙的短篇或中篇里,舒兹安排他笔下的超级英雄以极度荒谬、匪夷所思、神乎其技像是马戏表演的方式不断死去活来(变成蟑螂、螃蟹、天花板上的裂痕、壁纸、大衣、灰尘、牛蝇…)。奇观的程度,几乎像是南方公园中每次都会惨死的阿尼,或是恐怖漫画家伊藤润二笔下的不死美少女富江。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些人会死,我们并不关心他们的死本身(反正他们不过是虚构的人物),而是他们「这回又是怎幺死的」、「死得好不好看」还有「死了会发生什幺事」。透过这不断的重覆,死亡的严肃和悲伤表面上被沖淡了。然而,就像顺口的调酒 Sangria,死亡依然像白兰地一样无所不在,只是隐藏在香甜的水果和红酒底下。

父亲的疾病和死亡带给人的悲痛,其实就像真正的疾病和死亡一样,不是在死的那一瞬间,而是在冗长等死的过程、以及稍微康复后再次恶化给人的疲倦无力。

我们可以想像,舒兹的父亲雅各本人,也许多年来都躺在病床上,情况时好时坏,也许在舒兹眼中,父亲经历过很多次濒死关头(对孩子来说,这几乎就是死亡了),越变越虚弱(在孩子眼中父亲渐渐缩小)、越变越不像人(这是为什幺看起来像虫或动物)。这过程令人恐惧。然而,更令人恐惧的是大家逐渐习惯死亡之后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这不是很真实的情况吗?许多时候,人老了、病了、拖了好几年都死不了,照顾的家人也许会在绝望和疲倦中悄悄希望命运给大家一个痛快,不要一直死去活来,把所有人搞得人仰马翻(要不要回来奔丧就是一个问题)。

这个议题在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东京物语》中出现过,在黄春明的短篇〈死去活来〉中也有。只不过,比起东方人的含蓄(只是抱着狐疑的眼光看着死人,用眼神暗示:「啊下次就真的去了不回来了吧?」),舒兹乾脆让他变成螃蟹的父亲被煮熟,像一块苍白、臃肿的肉冻一样端上餐桌,以这个离经叛道、大逆不道却又十分搞笑的画面惊吓家人及读者。然而,就连这个高潮也无法达到什幺悲剧净化(katharsis)的效果。在短暂的目瞪口呆后,父亲被端到隔壁的房间,和相本及烟盒放在一起,被所有人忽视,就像那个在王文兴《家变》中变得可有可无、可笑、可怜、可鄙又可悲的父亲。

翻译舒兹是困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舒兹十分了解波兰文这个弹性丰富、就像他笔下的物质一样可以让人爱怎幺塑造就怎幺塑造的语言,用它捏出种种不可思议、挑战语言极限的形式,有如他笔下那些让人闻所未闻的珍禽异兽。这样讲可能很拢统、很玄,但是如果不了解波文的文法,是无法想像舒兹在语言上做的实验及革新的。

波兰文是个十分精确的语言,拜严谨的文法和格位变化之赐,在波文中可以避免中文里的「的」或英文里的「of」,于是就省下许多冗句,使得文字的诗意和节奏更纯粹。同时,因为一切都清楚明白,很多时候连主词都可以省略,或是把受词放在句首,主词放在句中或句尾,或甚至根本省略受词、省略动词,创造出有如多层迷宫一样落落长的句子,但是从头到尾只有一两个动词,其余的全靠名词、形容词和副词等来支撑。另外,舒兹在作品中大量使用古波文和一些现今已十分冷僻的辞彙,这也提高了翻译的挑战性。

台湾的读者能读懂舒兹的世界吗?这是个好问题。

我想,如果我没有来波兰,没有用波兰文读舒兹,我应该还是会很感动,但是对书中许多微妙之处无法理解,而会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覆盆子果汁」(sok malinowy)。

以前在英国用英文读舒兹时,我一直摸不清头绪,为什幺小说中的人物会把覆盆子果汁加到水中,当成一种饮料?到了波兰,来到男朋友家中(就是后来的先生),看到他妈妈拿出自己做的覆盆子果汁,才发现:喔,原来这是把覆盆子加糖后,水果自己产生的果汁,很天然,不浓也不淡,加到热茶或热水里喝最好了。

在翻译舒兹的这一年,我因为严重的情绪问题,曾经想过「算了算了回家吧,在台湾也可以翻啦。」但是现在,我很庆幸我和先生都能坚持下去,在波兰完成舒兹的翻译。因为很多事,你都是要亲眼看到,才会知道作者到底在想什幺。

一位真正的读者──这本书正是要仰赖像他这样的人──会了解我的意思。当我深深看入他的眼睛,他的眼底会绽放出那道光芒,在这短暂却强烈的一瞥中,在我的手握住他的手那一瞬间,他会抓住、接过并认出那熟悉的事物──他会因为这深刻的体悟而讚歎地瞇上双眼。毕竟,在那张将我们分开的桌子下,我们所有人不都偷偷地握着手吗?

舒兹在短篇〈书〉中写下他对读者的期许。与其把它当成是作者独裁的要求,不如说那是一种请求,一种邀约,一种微小但绽放着光芒的希望。终其一生,舒兹都为没有能够理解他内心的同伴所苦。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需要同伴。我需要和与我相像的人建立亲密关係。」

现在,我把舒兹翻成了中文。希望,在这张桌子底下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更多的手,每一只手都紧紧握着另外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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